消費者合同中價格條款的法律規制

發布時間:2017-11-30 來源:中國民商法律網

  一 問題的提出 

  格式條款的法律規制屬于消費者合同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一直以來學界圍繞著《合同法》第 39 至第 41 條,側重于探討格式條款的訂入控制、內容控制與解釋問題,大多直接針對格式合同中的免責與限權條款,但對于現實生活中消費者頻頻遭遇的價格糾紛爭議問題,從格式條款角度進行的分析較為罕見,也很少把格式條款規制與合同雙方意思表示解釋問題銜接起來。本文則嘗試以《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及《價格法》等相互交織的規范群為基礎,綜合討論消費者合同中單方價格表述的性質認定、訂入控制與效力審查、意思表示的解釋等彼此勾連的幾個問題,目的在于為消費者合同中價格條款的法律規制提供一個理論與司法實務中皆切實可行的認知基礎。 

  二 《合同法》第48條的適用范圍與準用 

  (一)經營者單方價格表述的性質認定與效力控制 

  1. 經營者單方價格表述是否構成格式條款 

  《合同法》第 39 條第 2 款是格式條款的立法定義“:格式條款是當事人為了重復使用而預先擬定,并在訂立合同時未與對方協商的條款。”該定義突出了格式條款的“重復使用”“預先擬定”與“不可協商性”三項特征。 

  在這三項特征中間,“重復使用”僅僅為了說明“預先擬定”的目的,屬于格式條款的經濟功能,但并未構成其法律特征。尤其在消費者合同范疇內,只要消費者無法對事先起草的條款內容施加影響,合同提供方為單次使用而擬定的合同條款也應當被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以強化對消費者的保護。因而在實踐中,經營者向消費者提供的含有相關價格表述的價目表,無論是否“重復使用”,皆應被認定為格式條款。 

  (二)對價格條款的“訂入控制” 

  經營者單方價格表述如果可以被認定為格式條款,則首先面臨締約過程中“合意度”的審查,即格式條款的訂入控制。檢索我國現行立法,《合同法》第 39 條第 1 款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 26 條第 1 款皆涉及格式條款訂入控制規則,但規范內容略有差異,亟需深入分析。 

  1. 現行規范之一:《合同法》第39條第1款 

  《合同法》第39條第1款是我國民事立法上對格式條款提供方提示說明義務的一般性規定。根據文義解釋,第39條規定格式條款經條款提供方履行提示說明義務時方才發生效力,并且把“提示說明義務”限定在“免除或限制責任條款”。依照這一標準,則價格條款并非第39條第1款的涵攝范圍。 

  對此問題的解釋方案是:第39條第1款的“免除或限制責任條款”是對條款類型的有限列舉,而非囊括所有涵攝的條款類型,“提示說明義務”的對象應擴大到與“免除或限制責任條款”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非免責類型的格式條款”。經由《合同法》第30條可知,價格條款構成最重要的合同內容,重要性高于或者至少不低于“免除或限制責任條款”。無論依“規范目的解釋”“類推適用填補漏洞” 還是“目的論擴張”等方法進行法律解釋與漏洞填補,皆可把價格條款納入第39條第1款后段的涵攝范圍,課以經營者對價格條款的提示說明義務。 

  以上分析表明,價格條款應被納入《合同法》第39 條第1款的涵攝范圍,根據相同條文,提示說明義務的判斷標準為“采取合理的方式”,并交由其它“說明性法條”補充這一判斷標準的規范含義。 

  2. 現行規范之二:新《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第1款 

  從訂入控制的層面觀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第1款在兩個方面拓展了《合同法》第39條第1款的規范內容。首先,第26條第1款采取了“一般條款與法定示例”的立法技術,把格式條款提供方(經營者)提示告知義務的范圍拓展到所有“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系的內容”,同時列舉了商品或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價款或費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項和風險警示、售后服務、民事責任等十余項法定示例。其次,第26 條第1款在提示說明義務的標準上,以尺度更為嚴苛的“顯著方式”替代了“合理的方式”。 

  3. 違反“提示說明義務”的法律后果 

  《合同法》第39條第1款屬于只界定行為模式但缺乏法律效果的不完整規范,違反該條款,遵從“訂入規則說”。《合同法解釋二》第9條明確賦予了消費撤銷格式條款的權利。筆者認為其實質性理由在于,現實交易復雜多變,如果將所有違反提示說明義務的條款一概地排除出合同,不僅有國家積極干涉私人交易的家長主義立法嫌疑,而且其效果并非先驗地契合所有消費者的主觀意愿與客觀利益。消費者或有可能基于時間成本、重新締約成本、自身經濟境況等形形色色的因素而傾向于認可該條款內容,因而將選擇權交由消費者顯然更為妥適。 

  (三)對價格條款的效力控制 

  1. 格式條款效力審查的兩個階段 

  這一審查又分為兩個階段:首先,將格式條款視為一般合同條款審查其是否具有無效或可撤銷的瑕疵事由;其次,進入到狹義的格式條款“內容控制”審查階段,旨在保護格式條款接收方免受格式條款引起的單方面不公平對待,直接提供了“公平”的利益分配基準以保證條款有較高的“均衡度”。因此,在“合同內容一般效力審查階段”與“格式條款內容控制審查階段”,對于條款內容是否公平的判斷標準并不一致。 

  2. 價格條款不適用格式條款內容控制規則 

  格式條款內容控制的適用范圍有嚴格限制。在常態下合同條款可以分為核心給付條款和附隨條款,通過了訂入控制審核的核心給付內容的合意度是相對充足的,并不滿足格式條款內容規制規范的預設前提——合意度低下,因此核心給付內容條款應當由市場機制來調節而不適用內容控制規則。價格條款作為合同中核心給付條款的重要內容,通常依靠自由競爭即市場本身來調節,而不能由法院越俎代庖。 

  因此,只能通過傳統的合同效力規范對涉及核心給付內容的不當格式條款進行效力控制,在我國現行規范下主要體現為以下幾種情形:一是因一方當事人欠缺行為能力而導致訂立嚴重不當內容合同,可以適用《民法通則》第58條與《合同法》第 47 條的行為能力制度;二是發生脅迫、欺詐、虛偽表示、錯誤、心中保留等意思表示瑕疵的情形,適用《合同法》第52條與第54條等施予無效或可撤銷的法律效果;三是違反了社會公共利益、強制性規范與免責條款等情形,根據《合同法》第52條第4-5款與第53條而無效;四是發生以給付嚴重失衡為要件的乘人之危、顯失公平情形,適用《合同法》第 54 條施以可撤銷的法律效果。 

  三   價格條款不存在或無效時的意思表示解釋 

  (一)意思表示解釋優先于任意性規范的適用 

  在消費者合同的價格問題上,如果價格條款被撤銷或者無效,則首先需要對合同訂立過程中雙方針對價格的意思表示進行解釋。需注意的是,意思表示解釋不等同于合同解釋,對于合同而言,須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即形成合意始能成立合同。故意思表示解釋在判斷合同是否成立或合同條款是否具備合意的階段,具有特別的用場。 

  (二)意思表示的規范性解釋與風險歸責 

  拉倫茨首創意思表示的規范性解釋理論。他認為,意思表示并非單純表達事實或想法的行為,而是一種效力表示。表意人要對外在表示負責,是因為該表示可歸因于表意人,因此應探究可適用于表意人與受領人雙方的“客觀規范意義”,探求法秩序對此狀態要賦予的意義為何。理解規范性解釋有兩個關鍵詞“:一般理性受領人”與“表意人的可歸責性”。 

  風險歸責建立在控制領域思想上, 即意思表示的符號和形式,來自于表示人控制領域,表示的客觀含義和表示人真意不符合的風險,理應歸責于表示人。誰更容易控制風險,誰就應該承擔該風險。 

  (三)規范性解釋理論在價款確定中的運用 

  在消費者合同場合,如何運用規范性解釋理論來解釋雙方關于價款的意思表示?對此可分為三個步驟:首先,在具體案件中建構起“一般理性受領人”標準;其次,依據該標準對雙方作出的意思表示分別解釋;最后,依據風險歸責原則探究雙方的“可歸責性”。 

  四 《價格法》對價格條款的直接規制 

  《價格法》第13條從正面要求“經營者銷售、收購商品和提供服務,應當按照政府價格主管部門的規定明碼標價,注明商品的品名、產地、規格、等級、計價單位、價格或者服務的項目、收費標準等有關情況。”第14條則從反面規定“經營者不得有下列不正當價格行為:(四)利用虛假的或者使人誤解的價格手段,誘騙消費者或者其他經營者與其進行交易。”違反《價格法》第14條的法律后果可關聯到第41條的規定,“經營者因價格違法行為致使消費者或者其他經營者多付價款的,應當退還多付部分;造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五  先前理解、價值判斷與法教義學證立 

  某種意義上,最終的裁判結果契合人民群眾“樸素的法感”是一種必然,在法學方法論領域,其體現為“前教義學”或“前實證領域”中裁判者的“先前理解”“價值判斷”與“法教義學證立”幾個階段的緊密結合。法官在第一階段究竟借何種途徑發現其認為正當的裁判或解釋?此處便會涉及“先前理解”。解釋者帶著“先前理解”來面對個案,惟有借助“先前理解”才會形成“意義期待”。這種先前理解及于各種社會脈絡,包括各種利益情境及法規范指涉之生活關系的結構。但價值判斷不能直接用于裁判,只有經由法教義學上的“連結點”如一般條款、法律解釋、漏洞補充等才能被引入法律論證。其中,諸如誠實信用、公平原則等都是此種標準的適例與評判工具。因此,前教義學的先前理解以及價值判斷與法教義學的證立密不可分。 

  六  結論 

  第一,若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未按照價目表而另行對價格進行了個別磋商,則依據“誤載無害真意”規則,或依據《合同法》第41條關于“格式條款和非格式條款不一致的,應當采用非格式條款”的解釋規則,排除價目表中的價格,優先適用個別磋商的價格。 

  第二,若經營者與消費者未個別磋商價格,且經營者單方價格表述符合“預先擬定”與“不可協商性”兩項特征,依據《合同法》第39條第2款應認定為“格式條款”并進行“訂入控制”。價格條款應被納入《合同法》第39條第1款后段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6條第1款的涵攝范圍,經營者負有針對價格條款的“提示說明義務”。邏輯上,義務違反的后果為相應條款不被納入合同內容,《合同法解釋二》第9條則賦予格式條款接收方撤銷相關條款的權利。 

  第三,通過訂入控制審查后,需要進一步對條款內容進行一般效力審查與格式條款內容控制審查,把握“合意度”與“均衡度”兩項因素在合同效力認定上的動態平衡,格式合同內容控制以任意性規范的評判標準,而一般效力審查則需要達到顯失公平等更為嚴苛的標準。價格條款隸屬于核心給付內容條款,不適用格式條款內容控制規則,只能適用《合同法》第54條的顯失公平或重大誤解等傳統的合同效力規范。也可依據《價格法》相關條款直接進行規制。 

  第四,若價格條款無效或被撤銷,則需對雙方在價款問題的意思表示進行解釋。根據規范性解釋與風險歸責理論,需在個案中根據交易慣例、誠信原則、通常理解等因素建構“一般理性受領人”標準,以此確定雙方意思表示的“客觀規范意義”,并據風險歸責原則由控制風險一方承擔不利后果。 

  第五,立法規范、司法適用、事實認定、意思表示解釋等各個環節,皆緊密勾連立法者、裁判者或解釋者于“前教義學”領域的先前理解與價值判斷。先前理解形成法官“正當性的確信”,法教義學在實證法體系內進行“一致性審查”的證立,兩者密不可分,其中會運用到誠實信用、公平原則等評判工具與一般條款。

(責任編輯:茹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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